遵义会议视频说明

2010年07月29日

来源:遵义会址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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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月15日至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老城子尹路黔军师长柏辉章公馆二楼会客室召开,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洛甫)、周恩来、陈云、朱德、秦邦宪(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凯丰(何克全)、邓发;扩大参加者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李富春、刘伯承、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出席会议的还有《红星报》主编邓小平;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及其翻译伍修权列席会议,与会者共20人。

会议围绕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而展开。

会上,首先由秦邦宪(博古)代表中央作《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即主报告。他在报告中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归咎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力量强大,白区革命运动薄弱,各根据地之间配合不好等客观原因上。而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缺乏认识,并为之辩护。

接着,周恩来作副报告即军事报告。周恩来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

两个报告之后,张闻天根据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商量的提纲在会上作批评“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亦称“反报告”。张闻天在报告中列举事实,说明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以及退出苏区后遭到严重损失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李德、博古在军事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违背红军过去在长期作战中所形成的基本原则所造成的。

    张闻天报告之后,毛泽东作长篇发言。毛泽东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军事指挥上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造成的。指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红军应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左倾领导人以单纯防御路线代替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运动战,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支持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犯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与红军取得第一、二、三次反“围剿”胜利的战略战术基本原则完全相违背。毛泽东的意见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

    王稼祥在会上旗帜鲜明地支持张闻天的“反报告”和毛泽东的发言。明确提意由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
    朱德在会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他说:“如果继续这样错误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会议开了三天,作出四条决定:(一)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二)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和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这是陈云写的《(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手稿,记载了遵义会议作出的四条决定。

    遵义会议后,1935年2月5日,中央红军转战到川滇黔三省交界的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在中央负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1935年3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的苟坝,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亦称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以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毛泽东又回到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至此,遵义会议后的组织调整工作便大体完成。

遵义会议在中央大多数领导人觉悟的基础上,集中全力解决了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结束“左”错误路线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恢复了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在极其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毛泽东有关遵义会议的论述:

大家学习党史,学习路线,知道中国党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一次是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三八年的六中全会。

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帐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当然,遵义会议参加者还有别的好多同志,酝酿也很久,没有那些同志参加赞成,光他们两个人也不行;但是,他们两个人是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从长征一开始,王稼祥同志就开始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了。

1945年6月10日在七大关于选举问题的讲话)

 

邓小平有关遵义会议的论述:

我党自从1935年1月遵义会议之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彻底克服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一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风气,把党的事业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直到现在已经九年的时间,不但没有犯错误,而且一直是胜利地发展着。

1943年11月10日在中央北方局党校第八期开学时的讲话)

 

江泽民有关遵义会议的论述:

     长征途中,我们党举行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遵义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遭受严重挫折的教训,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我们党首先是中央领导集体开始自觉地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才能把革命事业引向胜利。这是我们党在理论上和政治上走向成熟的标志。中国革命的发展从此打开了新局面。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胡锦涛有关遵义会议的论述:

     ……

     伟大的红军长征,具有更深远意义的是,形成了中国革命成熟的坚强领导核心。红军长征从被动到主动,踏上胜利道路,转折点是遵义会议。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为我们党从挫折走向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这是我们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逐步形成,是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经过胜利和失败的长期比较作出的历史性选择。

     ……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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