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稼祥对遵义会议的贡献

2017年02月17日

来源:遵义会议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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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月,长征途中在贵州遵义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我党历史上一个伟大转折。这次会议独立自主地正确解决了我们党的重大问题,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在生死攸关的时刻,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从此中国革命事业走了正确的轨道。

王稼祥一生严于律己,从不喧功诿过。正如胡耀邦同志在《深切地纪念王稼祥同志》一文所所说的那样:“他从不显露自己,从不向人谈论他的历史,连非常熟悉他的同志,也往往弄不清楚关键时期他对党的重大贡献。”1

关于他对遵义会议的重大贡献,现在根据历史档案、文献以及老同志的回忆,综述如下:

一、召开遵义会议的积极倡议者

1925年11月到1930年2月,王稼祥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学习,由于学习勤奋,获得了比较丰富的马列主义理论知识,但是,由于缺乏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和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他曾经卷入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回国后,从1931年4月起,他在江西中央苏区长期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参与领导了中央苏区第二至第四次反“围剿”。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负重伤。

在中央苏区工作中,王稼祥也曾执行过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某些主张和政策;由于他比较注意从实际出发,作调查研究,也提出过一些正确的主张和意见。他赞成和支持毛泽东在反“围剿”战争中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原则。尤其是1932年10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上发生毛泽东是留在前线工作还是到后方工作的问题时,他是主张毛泽东继续留在前线工作的。

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王稼祥被增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修补委员。五中全会后不久,由于伤口大化脓,住院治疗,完全脱离工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职务由顾作霖代理。他是带伤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正好他本人回忆的那样,“一直到长征开始时,才把我从医院用(担)架抬上长征之路的。”2长征途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职务由副主任李富春代理。

尽管伤痛缠身,不能承担具体工作事务,王稼祥仍然以中国革命事业为第一生命,关注着党和红军的命运,参与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一些重大决策。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贬损辊在1934年4月广昌战役之后,他已经觉察到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他说,象李德这样指挥红军,哪能不失败!?3长征开始后,“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人又把战略转移变成为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4部队不断受到损失,士气十分低沉,党中央领导集团中不同意见的争论十分激烈。周恩来回忆说:“过不湘江后,毛主席提出讨论失败问题,从老三界一直争论到黎平。”5党和红军的命运,确实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

王稼祥是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模范。他的这种共产主义的崇高品质,在这样的危急关头发挥了重大作用。他从中央苏区第二至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和失败的亲身经历中,深切感到毛泽东军事思想、战略战术的正确和“左”倾冒险主义领导人军事思想、战略战术的错误。毛泽东回忆说:“从长征一开始,王稼祥同志就开始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了。”6红军突破第四道封锁线后,1934年12月,中央政治局的一些同志在途经湖南省通道县时开了地,讨论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问题。毛泽东提出改变进军路线的主张,认为如果继续执行北上同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只有西进—向敌人的薄弱环节贵州进军,才有出路。这个主张,得到了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与会大多数同志的赞同。71934年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召开的会议上,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否定了李德要在黔北同敌人硬拼的主张,作出关于在川黔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确定了机关报的战略行动方针。在黎平会议上,又考虑到,要在适当时候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便审查黎平会议的决定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及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在长征途中,王稼祥坐担架,毛泽东也因病坐担架。他们俩人同行,在宿营和休息时经常交谈,商讨党和红军前途的一些重大问题。王稼祥回忆说:“毛主席在长征路上不断地和我谈话,教育了我”。8周恩来也回忆说:“在长征中,毛主席先取得了稼祥、洛甫的支持。”9王稼祥认为,要挽救党和红军的危急局面,必须纠正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改变中央的错误领导。他的这些想法,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这样,王稼祥又把自己的想法和毛泽东的态度,同张闻天交谈,取得了一致意见。

过湘江后,聂荣臻(红军第一军团政委)也因脚伤感染化脓坐担架,随军委纵队行动,王稼祥同聂荣臻也有机会在一起交换意见。王稼祥说,他参加的反“围剿”战争中取得了那样大的胜利,完全是毛泽东采取诱敌深入、隐蔽部队、突然袭击、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各个击破等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指挥的结果。他认为,应该让泽东同志出来领导。他对博古、李德十分不满,说:“到时候要开会,把他们‘轰’下来!”王稼祥的这些意见,得到了聂荣臻的支持和赞同。聂荣臻说:“我完全赞成,我也有这个想法。”而这个问题,势必要在一次高级会议上才能解决。10

遵义会议的召开,固然是我党好些老革命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但是客观地讲,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起第一位作用的是王稼祥同志。11

在当时艰难曲折的历史背景下,王稼祥敢于挺身而出,积极酝酿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挽救中国革命的危局,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如果没有远见卓识,没有对共产主义事业的赤胆忠心和大无畏的革命气概,是很难做到的。

二、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正确意见的积极支持者

经过一系列的酝酿和准备,特别是在通道会议、黎平会议之后,毛泽东的正确意见逐渐取得了中央多数同志的拥护,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1935年1月7日进占遵义城后,由于国民党军队被阻隔在乌江以南,难以很快采取行动,红军获得了暂时休整的时机。这样,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条件已经具备。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博古在报告中,把反第五次“围剿”战争失败的原因推给客观方面,掩盖了在军事指挥上的战略战术上的错误所造成的恶果。周恩来作了副报告。毛泽东作了关于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失败教训的系统发言。紧接着由王稼祥发言。12他旗帜鲜明地支持和赞同毛泽东的意见,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拥护由毛泽东了出来指挥红军。张闻天也积极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因而,在遵义会议上,形成了“毛张王”的正确主张,并且得到了周恩来等参加会议的绝大多数同志的完全同意。根据陈云在长征途中所写的传达手稿《(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记载:在“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即相德—引者)同志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的批评。”13遵义会议通过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决议,即在会后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

遵义会议决定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王稼祥也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正式委员。14“随后,根据会议精神,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在行军途中,又组成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指挥小组。15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在当时是全党全军最主要的领导机构。王稼祥也成为党中央和红军中的一位重要领导人。

王稼祥回忆说:“在这个会上,我支持了毛泽东,拥护了毛主席。”16毛泽东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专门讲了王稼祥对遵义会议的贡献。他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帐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当然,遵义会议参加者还有别的好多同志,酝酿也很久,没有那些同志参加赞成,光他们两个人出来的,作用很大。”17在十年动乱中,当王稼祥处于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迫害的情况下,毛泽东多次说过,王稼祥在党的历史上是有功劳的,他在遵义会议上投了一“关键的一票”。

三、为贯彻遵义会议决议的不懈努力

遵义会议之所以成为我党历史上的伟大转折,在于在危急关头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经受了历史的考验和实践的检验。

遵义会议决议指出:“我们的胜利要在自己艰苦奋斗中取得,新苏区的创造,不是不经过血战可以成功的。当前的中心问题,是怎样战胜川、滇、黔、蒋这些敌人的军队。为了战胜这些知人,红军的行动,须有高度的机动性,革命战争的基本原则是确定了,完成作战任务则须灵活的使用这些原则。”王稼祥作为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的成员,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指挥红军战胜了敌人围追堵截,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赢得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伟大胜利,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个历史事实本身就三结合辩地证明了遵义会议的正确,证明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的正确。

1935年6月14日一、四方面军于懋功胜利会师后,中共中央根据会师后的形势,确定了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而张国焘却主张向川康边退却。针对这种情况,王稼祥在6月25日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上的发言中明确指出:“一、四方面军汇合后,能使我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这一地区“有许多好条件,但能否成为苏区,靠我消灭敌人。如认为一面无敌,后退无穷,这就错了。这是躲(避)斗争,不看到时只看到退。”他还认为,应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蒋介石很机动,但机动的红军总是超过他,只要指挥正确,坚决、迅速,我们就能战胜困难战胜敌人。”18

王稼祥大力维护一、四方面军的团结。他同李富春、林伯渠、刘伯承、李维汉等作为中央派出的慰问团,到四方面军慰问和帮助传达解释中央政治局的决定。8月,在毛儿盖,王稼祥专门同张国焘作了长时间的谈话,对他进行了耐心的说服工作。19中央决定一、四方面军分别向毛儿盖和卓克基两地集中,组成左、右路军,继续北上,右路军以班佑为目标,左路军以阿坝为目标,然后在巴西会合。8月20日,王稼祥在中央政治局(毛儿盖)会议上的发言中指出:“目前战役,是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第一次行动,这是一个决战关头,这关头是决定于我们是转入反功,还是继续北退却。”209月间,鉴于张国焘(他率领左路军)拒绝中央北上方针,甚至要挟右路军和党中央南下所造成的危局,王稼祥坚决同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错误作斗争。他在9月12日中央政治局(俄界)会议的发言中,明确指出:“现在向南的方针走不通,只有死路。”向南向北“这个分歧不仅是战略方针,而是两个不同的路线,一个是布尔什维克主义,一个是张国焘主义。”他认为,对于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战士要做宣传解释工作,“除现在中央采取的方式外,我们对他们的军队,要打一些电报,解释中央的态度、中央的办法。对于张国焘,回到党内来是困难的,但组织结论是有步骤的。”21根据俄界会议的决定,将原有部队(红军第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继续北上。王稼祥担任陕甘支队政治部主任。直至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一、二、四方面军会师,伟大的长征胜利结束。

(原载《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期)

 

 

1胡耀邦:《深切地纪念王稼祥同志》,《党史通讯》1984年第2期,第8页;

2王稼祥1968年夏撰写《我的履历》;

3吴亮平1982年12月13日在老同志座谈会上的发言摘要。《党史通讯》1983年第8期,第31页;

4《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

5周恩来1943年11月27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

6毛泽东1945年11月27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

7奥托·布劳恩(即李德)《中国纪事(1932—1939)》中说:在通道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应该放弃在长江以南同二军团一起建立苏区的意图”,“继续向西进军,进入贵州内地。”“这次他不仅得到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还得到……周恩来的支持。”

8王稼祥1972年5月撰写的历史自述材料;

9周恩来:《党的历史教训(节录)》(1972年6月10日);

10《聂荣臻回忆录—红军时期》;《中共党史资料》第5辑第121—125页;

11《伍修权同志回忆录》(之二),《中共党史资料》第3辑第107页;

12关于毛泽东发言后紧接着由王稼祥发言这一情节,系根据遵义会议参加者聂荣臻、伍修权的回忆。聂荣臻说:“毛泽东同志是批判他们的主要发言人,王稼祥同志紧接着发言支持毛泽东同志。所以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说,遵义会议王稼祥投了‘关键的一票’。”(《中共党史资料》第5辑第126页)伍修权说:“毛主席稍后作了重要发言。……紧接着发言的是王稼祥同志。”(《中共党史资料》第2辑第172页)。

13转引自《党史通讯》1983年第19期第7页;

14中央组织部1980年4月8日复遵义会议纪念馆函称:“陈云记得稼祥在遵义会议后补为正式政治局委员。”王稼祥在1945年党的七大期间填写的简历表中说:“1935年遵义会议后,补为政治局正式委员。”他在1968年夏撰写的《我的履历》中又说:“我在遵义会议上是支持毛泽东的,并补选我为正式政治局委员。”

15《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40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6王稼祥1972年5月撰写的历史自述材料;

17毛泽东1956年6月10日在七大关于选举问题的讲话;

18《王稼祥同志在两河口会议上的发言》(1935年6月25日)

19据邱仁华《长征途中的王稼祥同志》中说:红军到达藏族地区毛儿盖,为了纠正张国焘分裂红军的错误路线,朱总司令请王稼祥同志做做张国焘的工作。为了照顾王主任的身体,谈话地点就定在他的房子里。王稼祥同志和张国焘从太阳落山一直谈到午夜三点多钟。他们在里间房子里谈,我们在外间房子里等着,听到王主任耐心说服张国焘,使他提不出任何反对的理由,最后只好同意北上抗日。(长征途中,邱仁华在王稼祥身边当警卫员);

20《王稼祥同志在毛儿盖会议上的发言》(1935年8月20日);

21《王稼祥同志在俄界会议上的发言》(1935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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