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四渡赤水之 “奇”

2017年02月17日

来源:遵义会议纪念馆

作者:


  在中央红军历时一年零九天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四渡赤水之战用了大约两个月,占六分之一的时间。四渡赤水之战在整个长征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是中央红军军事上由被动变主动的转折点。参加过长征的肖华创作的《长征组歌》,有一句著名的歌词“四渡赤水出奇兵”;难以计数的文艺作品、长征著述以四渡赤水为例,赞颂“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在毛泽东本人的心目中,四渡赤水也占有独特的分量。他在回忆自己的军事生涯时曾多次谈到此事。1960年5月27日,来华访问的英国陆军元帅、二战名将蒙哥马利与毛泽东交谈时说:“您指挥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可以与世界上任何伟大的战役相媲美。”毛泽东却出人意料地回答说:“三大战役没有什么,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 

  毫无疑问,四渡赤水是红军长征中最精彩、最惊心动魄的作战行动,是中国战争史上的奇观。然而,四渡赤水之战到底“奇”在哪里? 

  第一“奇”:善于随机应变,灵活机动 

  《孙子兵法》第五篇“势篇”指出:“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山河。”孙子讲的“奇”,主要是指灵活运用、出敌不意等战法;“正”,主要是指正规、正面迎敌等战法。这段话的完整意思为:大凡作战,一般都要以正面的部队与敌军战斗,而根据具体情况以奇兵取胜。所以,善于出奇兵制胜的将帅,其战法就象天地那样变化无穷无际,象江河那样奔流不竭。毛泽东就是一位“善出奇”的统帅。面对几十万围追堵截的敌军,毛泽东指挥3万红军,敌变我变,灵活机动,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与红军长征初期不顾敌情,一味死打硬拼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四渡赤水之战前后,仅战略方向和基本方针的变化就有三次: 

  (1)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原计划是要从宜宾至沪州段北渡长江,与红四万面军会合。1月27日进占土城镇后,毛泽东提议利用有利地形歼灭紧追不舍的川军郭勋祺部4个团(敌实际为8个团)。28日,红军与川军在土城附近的青杠坡交战,从凌晨激战至黄昏,敌军越打越多,红军虽然给敌军以重大杀伤,但自己伤亡也很多,战斗形成僵局。此时,敌后续部队正在迅速增援上来。在此严重关头,毛泽东等当机立断,决定撤出战斗以保存实力,于29日凌晨西渡赤水,向古蔺南部地区前进,另寻机会渡江。可见,一渡赤水是在不利情况下的随机应变之举。几天后,发现北渡长江计划难以实现,中央便决定“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当时,党中央提出的战斗口号是:“为消灭万恶的敌人,创造新的云贵川新苏区而斗争!” 

  (2)二渡赤水,取得遵义大捷后,党中央政治局又改变进军方向,制定了新的战略万针,决定“以黔北为主要活动地区,并控制赤水河上游,以作转移中枢”。当时,中央红军企图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 

  (3)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后,中央又作出北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到川西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决定。 

  小迂回和大迂回。第一至第三次渡赤水,都是小迂回。中央红军以赤水河为轴心,在东西两岸百十公里地域内与敌军兜圈子。三渡赤水后,毛泽东等精心策划,采用大迂回战术,千方百计调出滇军,朝敌人防御薄弱的地方钻。这样,红军第四次渡赤水后,便迅速南渡乌江,威逼贵阳,佯攻昆明,调动滇军,使敌江防兵力空虚,乘虚巧渡金沙江,取得了战略转移中打破敌军围堵的决定性胜利。大迂回,走“弓背路”,才最终实现了遵义会议后确定的北渡长江、与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目标。 

  第二”奇”:善于抓住战机,主动歼敌 

  这一“奇”,在二渡赤水表现得最充分。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后,在扎西地区得以短期休整,将原来的30个团整编为17个团。蒋介石调集重兵,企图聚歼红军于扎西。各路国民党军步步逼近,红军面临巨大危险,但也造成了敌后方空虚。特别是黔北地区只有遭过红军重创的黔军王家烈部防守,出现了使红军可出奇制胜的战机。毛泽东立即抓住这一战机,使出了一招绝妙的好棋: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 

  在二渡赤水期间,为让广大指战员了解运动战作战方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专门发布《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指出:“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在毛泽东指挥下,红军再次展现出了运动战的特长,飘忽不定,出敌不意,出奇制胜。 

  红军突然调头,回师黔北,完全打乱了国民党军的围堵部署。蒋介石以为红军此次重蹈黔地,定是去黔东会合贺龙、肖克的部队。可是,他又打错了算盘。川军3个旅急忙由扎西地区掉头向东追击;贵州军阀王家烈手忙脚乱,拼凑力量填补遵义地区防务空白;中央军薛岳急令吴奇伟纵队由贵阳向遵义开进。 

  毛泽东巧妙调度,以1个团诱惑川军,摆出北渡长江的姿态,吸引川军跟进,而红军主力则迅猛向遵义推进。3天之内即占领桐梓,攻克娄山关,遵义门户洞开。 

  此时,中央军吴奇伟部2个师孤军冒进,也逼近遵义,但比红军晚了一步。28日黎明,红军抢先占领遵义,并控制了城南的红花岗、老鸦山等制高点。 

  实际上,在攻打遵义城战斗尚在进行时,毛泽东的目光就已经紧紧盯上了孤军冒进的吴奇伟纵队这块“肥肉”。2月28日,中央红军以红3军团固守敌军必攻的红花岗、老鸦山等要点,以红1军团实施侧后迂回,直捣吴奇伟指挥部忠庄铺一带。战役进程完全按毛泽东的“部署”进行,吴奇伟的两个师大部被歼,一部溃散附近山中,只有1个团跟随吴奇伟逃至乌江南岸。 

  从2月24日至28日,中央红军在毛泽东指挥下,5天内连克桐梓、娄山关和遵义,横扫200里,歼灭和击溃国民党军吴奇伟部2个师、黔军王家烈部8个团,毙伤敌2400人,俘敌3000余人,缴获步枪2000余支、轻重机枪30挺,子弹30余万发,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创造了以运动战主动歼敌的光辉战例。 

  蒋介石得此消息,捶胸顿足,大骂部下无能,亲赴重庆、贵阳指挥,但结果是败的更惨。 

  第三”奇”:善于利用情报,”打着灯笼走夜路” 

  在军事博物馆纪念红军胜利70周年大型展览中,陈列着中央红军在长征中使用的发报机和与电台相配的手摇发电机,它们是毛泽东指挥的中央红军情报和通信工作的见证。 

  长征出发时,中央红军有14部电台,其中5部配属专门负责情报工作的军委二局,由曾希圣、钱壮飞领导。 

  长征期间,红军在情报搜集方面总体上占优势,特别是能够破译敌军电台的密电码。知彼知己,方能百战不殆。毛泽东、周恩来等非常重视情报工作。用今天的话说,出奇制胜、用兵如神靠的是“信息优势”。红军情报来源主要靠无线电台的侦听破译,这在当时堪称“高技术”。早在毛泽东等领导的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时,红军就培养了大批无线电专业技术人才,参加长征的军委二局干部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等都是掌握破译技能的高技术人才。 

  在四渡赤水之战中,红军的“信息优势”发挥了特殊作用。通过侦听和破译,红军掌握了敌人的最高机密,对其相当一部分军事行动计划、作战部署了如指掌,因此才能在云贵川几个军阀和中央军的重兵围堵的空隙中穿插往返,如鱼得水。毛泽东称赞,有了二局的情报,红军就如同“打着灯笼走夜路”。 

  而国民党军主要靠飞机侦察,但四渡赤水期间,贵州恰好是春雨绵绵的季节,再加上红军常常夜行晓宿,蒋介石对红军动向犹如盲人摸象,一次又一次判断和指挥失误。这种敌在明处、我在暗处的有利态势,使毛泽东在指挥上游刃有余,能够及时做出正确的决策。 

  在四渡赤水之后,为调动向我猛追的国民党军,毛泽东、周恩来根据蒋介石常常越级指挥的特点,批准军委二局利用我军掌握的敌密码和电文格式,冒充在贵阳的蒋介石直接给周浑元、吴奇伟发电,命令两部主力继续向泮水、新场、三重堰前进,协同孙渡纵队堵截红军“西窜”。周、吴纵队果然听从毛泽东调遣,红军避免了在不利条件下与敌军决战,赢得南渡乌江的宝贵时间。除佯装主力、在乌江以北吸引敌人主力的第9军团,中央红军于3月31日全部顺利渡过乌江。 

  第四”奇”: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在挫折磨难中扭转危局 

  四渡赤水是毛泽东军事指挥艺术的“得意之笔”,这是众所周知的;但如果仔细研究四渡赤水之战“幕后的故事”,我们就会发现:四渡赤水也可称为毛泽东在失意之后的杰作。毛泽东的伟大之处,他的用兵之奇,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善于总结经验教训,能够在挫折磨难中扭转危局。 

  四渡赤水之战前后,毛泽东曾遭受三次挫折: 

  第一次挫折是土城战斗(亦称青杠坡战斗)失利。这是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新“出山”决策打的第一仗。这一仗没打好,也可以说是个败仗。原因主要是对敌军兵力数量侦察有误,对川军战斗力特别是敌增援部队加入战斗的情况估计不足。另外,在兵力部署和地形利用上也有问题,红军没有占领控制制高点的主要山头。据中共党史专家石仲泉对青杠坡战场遗址实地考察,青杠坡为峡谷地带,红军先利用公路附近的小山头包围了敌军,后来敌军增援部队又占领稍远的大山头,对红军形成反包围,使战场形势发生逆转。在敌军进逼到白马山军委指挥部前沿时,朱德总司令亲自披甲上阵,不到紧急关头不出的军委预备队干部团也派上了前线。然而,战斗仍然没有走出僵局。红军伤亡不小,红5团团政委赵云龙牺牲,6团团政委王集成、10团团长姚吉、政委杨勇负重伤。当晚,政治局和军委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等决定立即突围撤出青杠坡,西渡赤水河,尔后再相机行事,由此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土城战斗失利后,在遵义会议上受到批评的 

  博古嘲讽说:“看来狭隘的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部队指战员中也有怪话:“不是换了领导吗,怎么还打败仗?”在挫折面前,毛泽东积极吸取教训,坦率地承认土城战斗是一个败仗,并认真总结了几条教训 (对川军缺乏了解,以为同黔军一样好打;侦察敌情有误等)。不久,毛泽东等即指挥红军二渡赤水,取得遵义大捷。 

  第二次挫折是打鼓新场之争,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不被接受,反而被撤职。此事发生在二渡赤水之后。中央红军重占遵义,毛泽东威信大增,1935年3月4日被中央任命为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与朱德一起负责前线指挥。但在3月11日寅夜围绕讨论要不要攻打打鼓新场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却陷于孤立。打鼓新场简称新场,是黔北四大场镇之一,商贸中心。红1军团领导人林彪、聂荣臻3月10日1时急电中央,建议进攻驻守新场的黔军,以扫清西进道路。与会的20多人都主张打,只有毛泽东1人反对打。他认为此战难以速胜,战事一开必成攻坚战,还有滇军3个旅正向新场运动。但会议上毛泽东没能说服大家,并有些激动,以“辞职”表示坚持自己的意见。会议进行表决,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撤销了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职务。在系关红军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不计个人荣辱,当夜到1公里外的周恩来住处继续做说服工作,要求将打新场的命令迟一些发。深夜3时许,军委二局几份敌情电报送到周恩来处,证实了毛泽东的判断:几路敌军正在向新场集结,如果红军进攻新场,将遭到川军、滇军和中央军的侧背夹击。第二天早晨,周恩来主持召开紧急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撤销攻打新场的命令。 

  第三次挫折是茅台附近的鲁班场战斗。围绕打不打新场的争论结束后,中央政治局苟坝会议决定成立新的“三人团”(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周恩来为团长。亦称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由此,毛泽东从组织形式和实际作用上均成为红军最高指挥者之一)。但是,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立后打的第一仗——进攻鲁班场的中央军周浑元纵队,也不很顺利。此战是由毛泽东提出和指挥的。根据三人小组的指令,中革军委于3月14日21时至翌日2时,接连发出四道命令,要求野战军坚决消灭鲁班场之敌,以转变整个战局。战斗于3月15日7时许开始。周浑元纵队第5师、96师猬集一团,依托碉堡工事和鲁班场易守难攻的地势拼命顽抗。我猛烈进攻两个波次,双方激战至晚10时11时,形成对峙状态。蒋介石一面令周浑元固守待援,一面令多支部队迅速向鲁班场推进。在此紧要关头,毛泽东依然采取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果断改变原作战计划,放弃对鲁班场的进攻,乘夜转兵西进,从茅台等渡口三渡赤水。此战,红军牺牲480多人,歼敌1000多人。敌第5师1935年3月关于鲁班场之役战斗佯报称:“匪以全力攻我阵地,既不得逞,遂于16日拂晓前,向仁怀茅台方向逃逸。我追击对发现琵琶堰、观音场两处,匪遗留伤员达1100余名。”《国民党追剿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449页中国二档,档案出版社1987年5月。96师战斗佯报是役毙匪五六百,伤匪千余,夺获步枪72支,轻机枪1把,俘32名,我方伤亡营长以下官兵89名445页。 

  由此看来,中央红军三渡赤水是在进行了一次没有打好的苦战之后,迅速摆脱强敌的行动。看似被动,实质主动——就在这渡来渡去、忽东忽西的迂回曲折中逐步完成了调动强敌、摆脱强敌的战略任务。 

  在中外战争史上,“常胜将军”事实上是不存在的,战争指挥者的认识总有种种局限,需要在战争实践中不断完善自己,“用兵如神”只能是文艺作品的描绘。1956年党的八大期间,毛泽东在回顾自己红军时期的作战指挥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高兴玗打了败仗,南雄打了败仗,是我指挥的。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 

  正视自己军事指挥上的失误,引以为戒,这正是毛泽东的伟大之处。正因为他在四渡赤水期间能够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才最终跳出了数十万敌军的包围圈,导演出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的千古绝唱。 

  对红军四渡赤水,滇军说是“曲线运动,难以捉摸”;川军说是“神出鬼没”;黔军认为是“磨盘战术,出奇制胜”;国民党中央军说“共军拐个弯,我们跑断腿”;一直尾追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将领吴奇伟坐在乌江边上大哭:“我也不过江了,就在此死了算!”蒋介石哀叹“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这些当年敌手们的切肤之痛和“肺腑之言”,都从反面生动地证实了毛泽东指挥的四渡赤水之“奇”。 

  (作者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师职研究员)

责任编辑:

相关阅读